1992年，邓颖超生命最后一刻，耗尽力气喊出"李鹏"不是丈夫周恩来

1992年7月10日夜，北京某病房，88岁的邓颖超已经极度虚弱，几乎没有力气开口说话。 秘书赵炜趴在她耳边，轻声告知来探望她的人是谁。 沉默片刻后，邓颖超用尽最后一口气，沙哑而清晰地吐出了两个字—— 李鹏 。 这是她留在人间的最后遗言。 那两个字，到底意味着什么 先说清楚一件事。 1992年7月11日清晨，邓颖超在北京安然离世，享年88岁。 她走之前，陪在身边的不是亲生子女——她和周恩来没有孩子。 也不是娘家亲属。 秘书赵炜在《西花厅岁月》里留下了那段记录： 7月10日晚8点左右，李鹏和夫人朱琳来到病房，赵炜趴在邓大姐耳边向她报告，她用微弱而沙哑的声音吐出两个字："李鹏……"这是邓大姐临终前说出的最后两个字。 这本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，作者赵炜是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，1965年起任邓颖超生活秘书，是当晚亲历者。 人民网在2013年专门转载了这段记录。 这不是坊间传说，是白纸黑字的历史文献。 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 邓颖超和周恩来相伴半个多世纪，早在1976年周恩来就已离世，她独自撑了整整16年。 那16年里，她送走了丈夫，把他的骨灰撒进了祖国的江河山川，然后一个人住在西花厅，把那里的海棠花看了一年又一年。 按照一般人的逻辑，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，最后的念想应该是伴侣，是家人，是一生里最放不下的那个人。 可她呼唤的，是李鹏。 很多人当时不理解，甚至今天还有人困惑：李鹏是谁？是养子吗？是特殊关系吗？围绕这两个字的传闻，在坊间流传了几十年，越说越复杂，越传越离谱。 要搞清楚这件事，得从头说起。 得从1931年一个叫李硕勋的人说起，从那一年9月，海口东校场发生的一件事说起。 一个父亲，一颗子弹，一个三岁的孩子 1931年9月5日，海南岛海口市东校场。 敌人用竹筐把一个人抬到了刑场。 不是走着去的——他已经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，再也无法自己站起来。 他叫李硕勋。 1903年生，四川庆符县人，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，时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，周恩来在军事工作上的主要助手之一。 他参加过1927年南昌起义，当过第4军第25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，师长是周士第。 他的革命资历，放在当时的党内，算得上核心层。 他是怎么落到敌人手里的？ 1931年夏，他奉党中央命令前往海南，主持一场军事会议，讨论东江和琼崖两块根据地如何坚持游击战争。 他住在海口得胜沙路的中民旅社，还没来得及召集人员，中共海口市委书记严鸿蛟就叛变了。 严鸿蛟把李硕勋的行踪、住所、身份，一股脑出卖给了国民党。 1931年8月13日，李硕勋在旅社被捕。 进了牢房之后，国民党对他动用了所有的手段。 据后来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，敌人对他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，严刑拷打，无所不用其极。 他一个字都没说。 没有招出任何同志，没有透露任何情报。 被抬到刑场那天，他28岁。 在狱中，他给妻子赵君陶写了一封遗书。 这封信现在陈列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。 信里他叮嘱妻子： 他死后不要来给他收尸，要照顾好儿子，把他培养成有用的人。 那个儿子，当时3岁。 他叫李远芃，后来改名叫 李鹏 。 父亲牺牲的那一年，李鹏连父亲长什么样都记不清了。 那个年代，多少孩子是这样长大的。 父亲在某一天突然消失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。 母亲赵君陶当时正怀着孕，还得照顾年幼的李鹏，她带着这个三岁的孩子，辗转回到了成都，投奔亲戚，艰难度日。 白色恐怖的年代，烈士遗孀不是一个安全的身份。 赵君陶带着孩子，低着头，把日子一天一天熬过去。 她没有放弃，也没有逃走，她记住了丈夫临终前的那句话——把孩子培养成有用的人。 这一熬，就是八年。 直到1939年，李鹏10岁，一个人出现了——邓颖超。 "邓妈妈"这个称呼，从哪里来 1939年，邓颖超辗转联系到了赵君陶母子，把李鹏从成都接到了重庆，安排他进入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学习。 那时的邓颖超，见到这个头上还缠着纱布的孩子——不久前日本飞机轰炸成都，李鹏受惊噩梦中从床上滚落磕破了头——心里一阵难受。 他父亲牺牲时，他才三岁。 如今长大了，一个人来到重庆，母亲还在北碚，这孩子，一个人扛着。 就这样，李鹏在重庆安顿下来。 但真正与"周伯伯"周恩来见面，要等到第二年。 1940年秋，李鹏接到通知，准备赴延安。 他先赶到北碚和母亲赵君陶汇合，再一起坐车前往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——这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的房子，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城区的重要据点。 就是在这里，李鹏第一次见到了"周伯伯"。 那时候的周公馆，面积极其有限。 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，郭沫若、阳翰笙这些文化界人士经常挤在一起，和周恩来商量抗日救国的事情。 周恩来见到李鹏，当场向郭沫若介绍：这是李硕勋的儿子，叫李远芃，在育才学校学习。 郭沫若和李硕勋是熟识，都参加过北伐战争。 听到这个名字，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 李鹏